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身邊的“社恐”開始多了起來:比起打電話更習慣發消息,以各種各樣的借口推脫聚會邀請,裝作很外向,其實只想一個人呆著……
社恐又叫“社交焦慮癥”,是現代社會的年輕人中很常見的一種癥狀,知道它的產生源頭和解決方法或許能幫你走出這個困境。

01
人是社會性動物
你經常聽到人們宣稱他們“做自己的事”“不在乎別人怎么想或怎么說”。當然,這是不太明智的。我們所做的事并不完全是我們自己的事,大腦本身是一個社會器官,由社會互動塑造。你的內在經驗,你的思想和感覺過程,都是在一個社會模子里鑄造出來的。我可以寫自己的故事,但社會給了我語言、寫作和“故事”的概念。
社會甚至給了我們“我”的概念。我們的自我意識——“我做我自己的事”中的“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社會上構建的,在我們與他人比較和評估他人對我們的反應的過程中。也就是說:你是一個善良的人嗎?如果是,你是怎么知道的?很可能,你知道自己是善良的,因為第一,你發現了什么樣的行為在社會中被定義為善良并經常參與到這些行為中,第二,人們對你的善良做出評價,說你是一個善良的人。
事實上,我們都在乎別人說什么,想什么。人類是社會性動物。我們只有在協調良好的團隊中才能生存和發展。我們需要歸屬感,所以我們必須關注別人對我們的看法,他們如何看待我們,他們如何對待我們。毫不夸張地說,我們的生活依賴于這些。
有鑒于此,我們為何能很好地接收別人的批評或負面評論并做出強烈反應就很清楚了。從進化的角度來看,這種關注是適應性的,因為它幫助我們保持在群體中的地位,從而增加我們成功生存和繁殖的機會。
02
社恐的特征
然而,每一種適應都是有代價的,每一種優勢都有自己的弱點。當我們對消極社會判斷的關注變得普遍、極端、消耗一切,以至于妨礙我們發揮作用的能力時,這種心理適應就變成了一種被稱為社會焦慮障礙的精神病理。這種病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現不同,但它有一些常見的特征:
患有社交焦慮癥的人在遇到陌生人時通常很害羞,在群體中很安靜,在不熟悉的社交環境中也很內向。當他們與他人互動時,他們可能會或可能不會表現出明顯的不適跡象(例如,臉紅,沒有眼神交流),但總是經歷強烈的情緒或身體癥狀,或兩者都有(例如,恐懼,心跳加速,出汗,顫抖,難以集中注意力)。他們渴望別人的陪伴,但回避社交場合,因為害怕被發現不可愛、愚蠢或無聊。因此,他們避免在公共場合講話,表達意見,甚至不與同輩交往;在某些情況下,這類人會被錯誤地貼上勢利的標簽。患有社交焦慮癥的人的典型特征是缺乏自尊,而自我批評程度很高。”
03
社恐很常見
焦慮癥是最常見的疾病,社會焦慮障礙是最常見的焦慮癥之一。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數據顯示,2019年社會焦慮障礙在美國18歲以上成年人中的患病率為7.1%(女性更常見)。據估計,12.1%的美國成年人在他們的一生中都會經歷悲傷。社會焦慮障礙通常不會單獨出現。事實上,它與其他焦慮癥、抑郁癥和物質使用障礙有很高的共病性。在一生中被診斷為社會焦慮障礙的人中,有高達90%的人會被診斷為另一種精神健康障礙。社會焦慮障礙發病時間較早:大約50%的人在11歲時發病,大約80%的人在20歲時發病。
04
社恐產生的源頭
社會焦慮障礙的發展尚未被完全理解,似乎涉及幾個可能的途徑。但最近的研究表明,這種障礙可能并不是一個實體,而是一種極端的、使人衰弱的、被稱為“特質性社交焦慮”的形式。特質性社交焦慮是一種在各種社交場合都會感到焦慮的傾向。事實證明,嬰兒期的行為抑制氣質可以很好地預測特質性社交焦慮。行為抑制的嬰兒在不熟悉的環境中表現出高度的負性情緒,在不熟悉的人、物體和事件面前表現出謹慎的行為。行為抑制具有很強的遺傳性,并傾向于貫穿整個童年,通常表現為害羞、回避社交和不自信的行為。
行為抑制使嬰兒傾向于焦慮反應,這可能是發展個性社交焦慮的必要條件,但僅此這樣是不夠的。如果嬰兒的遺傳傾向最終表現為完全形成的成人人格特征,一定的環境條件必須發生。就特質性社交焦慮而言,這種環境條件可能與父母和同伴環境有關。例如,父母和同伴的拒絕被證明能預測社會焦慮行為抑制兒童的發展,經常通過順向發展焦慮“關系模式的認知表征”個人認為自己是社會不足,作為評判別人,社會互動是負的。
這種彈性的過程——通過早期環境塑造特定遺傳性狀的發展,使其適應環境——被稱為條件適應。特質社會焦慮似乎就是這樣一種條件適應,在這種適應中,“早期環境中的社會威脅線索促進了社會焦慮作為一種保護性、傷害限制策略的發展。”
在早期和晚期環境不一致的情況下,特質性社交焦慮可能不會起保護作用。換句話說,一個充滿社會威脅的童年可能會在行為受抑制的兒童中引發個性社會焦慮的發展,作為一種保護機制。這將是適應的情況下兒童和成人的環境之間的連續性,這實際上是存在的。然而,對于現代社會中的許多孩子來說,早期的環境并不一定能預示以后的環境。
這種不匹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與史前時代相比,現在的社會威脅一般不太可能產生可怕的生死后果。第二,隨著社會生活變得更加復雜和動態,兒童保育不再是集體努力,兒童時期的社會環境往往不能代表成年時期的社會環境。這種不匹配正是社會焦慮障礙可能從特質性社交焦慮中產生的地方。
打個比方,在戰區訓練出來的頭腦將不適合和平的環境。例如,在戰區長大的孩子,對于巨大的噪音和對陌生人的恐懼的躲避反應是適應性的,因為噪音很可能是炸彈,街上的陌生人可能是敵對的和不可預測的。然而,如果孩子后來生活在一個平靜的城市,那里的噪音不太可能是炸彈,街道上的人群大多是和平的游客,那么這些相同的恐懼習慣將是不適應和無效的——換句話說,混亂。
總之,如果這種關于社交焦慮癥的新想法能得到進一步的實證支持,它可能最終會為我們指明發展預防措施的方向,通過對社交障礙的嬰兒和兒童進行早期干預,可能會降低他們在成年后發展成全面障礙的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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