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35歲危機”本身就特別詭譎。一個職場人,三十歲出頭,無論處事經驗還是知識創造力都正當巔峰,然而到了就業市場,卻倍受嫌棄,這是唱的哪出?
網上有不少主流解釋,咱一起看看在不在理:
1.“職場中年人”性價比低
一般說法是,老手資歷深,薪資也高,所以做同樣的事,企業更愛招聘“便宜”的年輕人。但這真的符合現實么?
眾所周知,今天的職場“薪資倒掛”(沒經驗的新人比老人工資高)現象嚴重;其次,職場老人因起薪低、求穩定等“弱勢心態”影響,薪資要求反倒不高,據我的招聘經歷,不顧客觀能力,獅子大開口要價的反倒是年輕人居多。

2.“職場中年人”工作效能低
這觀點的理由是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分身乏術,影響工作效率。
但我觀察到的卻是,中年人普遍更有擔當,工作生活沖突時中年人也更傾向于犧牲個人時間,我倒不是提倡這一價值觀,只是陳述現實,而年輕人的確更容易情緒用事。
此外,職場老人還有職業穩定度更高、做事情有首尾“留雷率”更低等優點。將“工作效能低”扣在他們身上實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3.創造力衰退說
還有人認為,人類最富有創造力的年紀是25歲左右,中年人創造性思維后繼乏力。持這一觀點的人恐怕是混淆了“天馬行空”與“創造力”,我在辨別知識優劣的專題中探討過,年輕人的優勢是行動力,但絕不是創造力。
高價值的創造力需要縝密自洽的邏輯,需要知識經驗的大量沉淀,這些都不是年輕人的長處。
其次,絕大部分工作實際上并不需要多少創造力,更需要的是在各種情境中仍能確保關鍵業務穩定運作的處事經驗,這一點,中年人仍優于年輕人。
可見,上述常見理由,沒有一項經得起現實推敲。
還有一種說法是中年人難以適應新興行業,這倒沒錯,但它卻是個偽命題,因為職場人中年危機的挫折往往不是來自“轉行”,而是被本行業“被拋棄”,是在簡歷環節僅因一個“35歲”就被直接砍掉的悲劇。
一些運氣好免于中年危機的群體,既不了解也不去思辨真相就將“好逸惡勞、不夠努力、缺乏長遠規劃”扣在那些不幸的失業者身上,一副“受害者有罪論”的嘴臉,更是冷漠無恥。
35歲職業危機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它實際上并非個人問題,而是社會問題,它從一開始就內嵌于社會機制中,是工業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為什么35歲職業危機給人沖擊如此之大?學歷偏見、名校門檻、女性就業歧視……哪一樣不是同等嚴峻?
原因令人悲傷,只因前者不那么“符合直覺”,而后者卻是“情理之中”。
誠如開頭所言,一個三十多歲的職場人,正是其綜合能力巔峰之時,而恰在此時卻被市場棄如敝履,實在匪夷所思。
但如果我們把焦點放在“匪夷所思”上,才能觸及更深層意識的反思。
為什么會匪夷所思?因為我們「默認」勞動者經驗增加、工作產出提升,那么理所應當需匹配更高的報酬。
這一「默認信念」實際上源自我們根深蒂固的“農人意識”,如果“農”字讓你感到刺眼,把它轉譯成“匠人意識”也行。這一問題我在人性變化簡史中已深入剖析,此處不展開。
但工業社會的運行機制卻奉行另一套邏輯。
我們聽到「工業」兩字,腦海里浮現的畫面是什么?無外乎是標準化的機械、自動化的流水線。
流水線、螺絲釘,隱喻的是工業社會不便拿上臺面的機制——一切皆為「可替代性」設計。
工業社會必須配套市場經濟才能正常運轉。
市場經濟需要每個消費者擁有完全自主權,所以需要宣揚人文主義的自由、人權等釋放“人性”的思想。這是商品消費端主體的需求。
但供應端主體要想在市場競爭規則中取勝,卻必須奉行與這一光鮮亮麗思想背道而馳的另一套規則。最終目標卻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如何最大程度提高效率?無他,唯流水線爾。
要讓流水線順暢運作,最可靠的辦法是扼殺整個鏈條中最不可控的因素——人性。所以無論有意還是無意,企業追逐效率的最終結果都是迫使員工「去人格化」。
那又該如何最大程度降低成本?這取決于成本大頭在哪。
很多老板必須長期與精神分裂癥同行,他們招聘時高呼尊重人才的口號,常見的有“人才是我們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句話有幾分真幾分假我們不得而知,但要說“人才是企業的最大成本”,這句想必才是老板們想說而不能說的心里話。
所以要最大程度降低成本,釜底抽薪的辦法是從人力成本著手。
前面談到了,提高效率的結果必然導致「去人格化」,這倒為降低人力成本掃除了最大的障礙。
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人力中“最貴”的部分是稀缺性,是「不可替代性」,「去人格化」之后,企業就能自上而下的展開人力資源的「可替代性」設計,其思想精髓就是將崗職往「標準化」設計,而員工則像螺絲釘一般,用“壞”了換一個就行。
所以作為一枚螺絲釘,怎么能指望“越老越吃香”呢?
上述「去人格化」或是「可替代性設計」并非企業家道德淪喪,或陰謀為之,而是工業化社會這套機制運作的“自然”結果,在市場競爭中獲勝的企業必然走向這條道路。
至此,我們得以透過社會學的透鏡,一窺35歲危機的根源,正是工業社會的內在機制決定了其必將人力的「稀缺技能」往「可替代性」的方向改造,進而降低“人”的成本。
我們姑且稱這一過程為「工業化進程」,但需要特別強調,我用“工業化”三個字指的是它們背后的思想起源,而不是說它僅屬于制造業,任何自由競爭的行業,泛服務業、互聯網行業、甚至大量“知識產業”都會出現這一進程。
薪酬博弈中,員工依賴踐行中的經驗沉淀提升業務技能,而企業是借助資本的力量用「流水線」拆解業務、稀釋技能權重。
前者有利于提升勞動力薪酬,后者則是降低勞動力成本,個人經驗沉淀的速率哪趕得上行業的工業化“升級”?
因此,當勞動者畢業若干年后被改造成一名出色的螺絲釘時,也就徹底失去了薪酬的“定價權”。
這便是35歲危機的實質。
越是成熟的行業、成熟的企業,我們就越能清晰的看到這一「工業化進程」。在小企業里,不少員工都充當“多面手”,而大企業,往往崗職瑣細,邊界清晰,一個蘿卜一個坑。
一個新興行業,之所以一開始入行的人能有可觀的收入,究其根源,正是因為該行業不成熟,工業化進程還沒來得及貫徹,因而勞動者得以沉淀經驗,獲得稀缺技能的“高額溢價”。
我們反觀那些“越老越吃香”的崗職,它們必然具有「抵御工業化」的特性。
要么是核心業務難以「工業化」,比如涉及到社交人際關系,以信任為基礎的客戶關系的崗位;或者其「價值本身就與工業特性」背道而馳,比如藝術創造等。
雖然略微悲觀無奈,但我們仍得看清這一現實——工業化社會存在嚴峻的原生問題。勞動力價值被資本進行“可替代性”的「工業化」“升級”,以至于被剝奪了定價權。
實際上發達工業化國家早已各自嘗試“打補丁”,比如西方的“高福利”及“去工業化”組合拳,日本提倡的“匠人精神”等。但這些補丁效果目前來看尚不盡人意。
宏觀層面我們無法發力,但在個人層面,有了上述對工業社會運作機制的剖析,我們便能獲得啟示,從而在這一工業化浪潮中,盡最大程度的保護自身免于中年職業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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