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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傳播學者Humphreys等人2020年在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移動媒介 & 傳播》）中發表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們討論了一個日常生活中的有趣現象：面對面聊天時被“晾”。

想象這樣一個畫面：某天中午，張三和某個朋友正在暢聊。突然，朋友接起一個微信電話，張三立刻也刷起了朋友圈。這是一個很常見的場景，手機已然成為人們擺脫社交尷尬的一大法寶。不過這種尷尬并不只屬于智能手機的時代。遙想40年前，如果兩個朋友在路口的報亭偶遇，坐在路邊閑聊，其中一人的另一個朋友突然過來打招呼，那個落單的人也會感到有些落寞。在那時，克服這種落寞的方法可能是埋頭大吃、喝水或者看向別處。那么，該怎么解釋這種突如其來的尷尬或者落寞？

在2005年的一項研究中，Humphreys借用戈夫曼提出的“串擾”（crosstalk）這一概念來描述上述“闖入者”對二人關系造成的影響。簡單說來，串擾是指在二人組合中，若其中一人在公共場合使用手機，另一個人就會落單（single），那么，后者可能在公共場合感受到較強烈的社交脆弱（social vulnerability）。串擾可以被分為如下3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二人正在公共場合交流；第二階段，某人的手機鈴聲響起，提醒他接聽電話；第三階段，接電話者和與其通話者形成了新的二人關系，原本的對話者便落單，并遭受社交脆弱（見下圖）。

不過，在2005年，手機只是遠程交流設備，而現在卻成為協助使用者獲得信息和娛樂的復媒體（polymedia）工具。人們在不同的平臺和服務中來回搖擺，這也是為什么如果你熟悉Sherry Turkle的《群體性孤獨》這本書，你會發現，我們并不只為那些意外打來的電話分心。在這樣一個智能手機和數據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是“習慣性分心”、“不自覺摸魚”。往往還不知道發生了什么，手機就早已握在手中，手指也順勢配合著機械地向上劃屏。

那么，與15年前相比，復媒體環境中的智能手機使用導致的串擾行為又是怎樣的呢？

其一，時不時串擾。2017年最顯著的串擾行為是看、劃、敲擊智能手機。研究發現，這種串擾像是游擊戰，很多人只是掃一眼手機或快速拿起手機，但真正一次使用手機超過幾秒鐘的人就少多了。而且，受訪者認為在他人面前使用手機的可接受程度取決于要完成什么任務。比如，如果是家人打來的電話，他們往往會打斷談話接聽；而如果是陌生電話則往往不予理睬。社會情境是其中的重要影響因素。

有趣的是，由于技術變遷，這和15年前的情況有著很大差別。15年前，手機還沒有來電顯示功能，因此人們一般需要幾乎無差別地對待所有來電，這種“必須被接聽”的狀況也被稱為“呼叫者霸權”（caller hegemony）。現在這種霸權已經被或多或少的轉移。想想看，你有多少次看見領導或導師的信息卻視而不見，兩三個小時后才不緊不慢地回復？

其二，平行的中介化串擾。這意味著，在對方拿起手機時，你也開始舉起手機，卷入其他以手機為媒介的中介化活動。這種平行行為可能會減少公共場合中個人突然感受到的社交脆弱。這里也存在一個特別“戈夫曼”的點。即在保持一段單獨的面對面交流之后，似乎會有一個自然的休息或暫停。在這時，人們會心照不照地同意各自查看手機。默會的社交規則就如這般不知不覺地發揮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串擾帶來的傷害更多作用于兩人關系，如果是3人或3人以上的組合，即便某人突然開始玩手機，其他人也不會對這個人翻白眼、凝視或者皺眉頭。而這些動作經常發生在兩人關系中。這可能是由于更多參與者使得個人完全落單的機會降低。

其三，雙方時不時正面互動。它最初是指一邊與打電話者進行口頭交流，一邊與在場的人進行非口頭交流。比如，張三可能一邊接聽辦公室咨詢電話，一邊示意自己的對話者繼續以眼神、手勢交流。接聽電話者對呼叫者和在場者同時負有責任。現在，人們的行為再次發生翻轉。研究發現，更多情況下，人們只是“假裝”在聽在場者說話，眼睛卻緊盯手機，手指也在不斷地敲擊、打字。

其四，集體的中介化串擾。所謂集體串擾，就是將“闖入者”納入原本的二人溝通體系。40年前，如果兩個交談者遭遇了一個“闖入者”，集體串擾行為就是促使落單者加入后來的二人關系，形成一組三人關系。戈夫曼認為這是表現禮貌的行為。同理，智能手機作為“闖入者”加入之后，如果人們能夠共享、共讀手機上的信息或數據，自然無人落單。比如，你和朋友吃飯的時候，突然收到一條語音信息，并且開始和發語音者溝通，你的朋友便會感覺到明顯的排斥（ostracism），它指的是一種在他人面前被忽視的感覺。但是，如果你決定讓朋友一起收聽語音，并且商量如何回復，那么對方感到的社交脆弱感就會降低（如下圖）。在這種情形下，手機將兩位交談者連接在一起。

有人可能會反問，so what？串擾行為能說明什么？它為什么有意義？在經驗上，串擾研究打破了“用/不用手機”這樣的二分法，而將手機使用行為看作流（flows）或者軌跡（trajectories）。退一步講，打電話和看手機甚至都是兩種不同的行為。40年前的張三接起電話，在場的朋友至少知道對方正在忙于接聽父母、領導或某人的重要電話。而今天，面對著靜默的刷屏人，落單者更加摸不透坐在對面的人到底在手機上干些什么，也更無力于解釋自己感受到的社交孤立。

現在我們常常把這種時刻與手機不分離的人叫做“低頭族” （phubbing）。在以二人關系與手機使用為焦點的研究中，關于“低頭族”的描述不在少數。研究表明，不管是在普通人際關系中還是戀人關系中，低頭行為會對關系和互動產生負面影響。研究者Halpern和Katz發現，更嚴重的后果是，關系雙方可能會因此增加沖突，彼此之間的親密度也會隨之降低。

根據全球知名市場研究機構eMarketer的數據，從2015年到2020年，美國人每天花在非語音移動媒體上的時間幾乎翻了一番，達到每天203分鐘。據估計，人們平均每天查看手機46次。對于更年輕的人群，比如18歲至24歲的人群，他們每天查看手機的次數最多可達74次。在中國，特別是短視頻時代到來之后，人們在智能手機上消磨的時間可能更多。

手機使用者可能的確變得更容易沉迷，但這必然不是整個故事的全貌。許多年前，在電信領域，呼叫者和接聽者掌握著不同級別的能動性和權力。而今天，像三星和蘋果這樣的手機制造商，像Verizon和AT&T這樣的移動網絡運營商，以及像Instagram和谷歌這樣的平臺，都希望并且需要消費者不斷地查看他們的手機，以便他們的業務繼續增長。人們對這些設備的依賴越多，花在這些設備上的時間越多，對這些企業就越有利。通知霸權（notification hegemony）指出，服務供應商和用戶之間的權力并不對等。運營商和平臺提供的服務的采用率極高，而流失率極低，這說明并不一定是新客戶在幫助他們發展業務，而是現有客戶的使用時長和粘性在增長。

通知和消息給這些公司帶來強勁的經濟激勵，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與他們探討責任歸屬問題時可能遇見的阻礙。然而，只要手機使用的“問題”被放置在使用手機的個人身上，它就永遠不會得到解決，因為有數十億美元的產業正在把我們拉進手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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