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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的最后一周，接連發生了令人震驚的極端事件。首先是，中國香港地區時尚名媛蔡天鳳，被前夫一家合謀殺害，情節之殘忍，震驚全世界。其次是，杭州某醫院的女醫生，被同為醫生的前男友在大庭廣眾下殺害，前男友隨后也跳樓身亡。

極端之舉，讓許多人陷入瞠目結舌，也引起議論紛紛。我看到不少人是從受害者哪里做得不夠好的角度出發，討論這類問題的：

比如批評蔡天鳳過早戀愛、結婚，以及離婚后也接濟前夫一家，這是“扶貧”，是“戀愛腦”，又比如，暗指杭州女醫生自己對感情也不夠忠誠，所以才遭到報復云云。

看到這些議論，我感到有些擔憂。這些角度真的不該是此類極端事件發生后，我們應該取得的共識。因為，上述這些想法，非但不能真正幫助到下一個可能遭害的蔡天鳳、杭州女醫生，反而容易激化類似極端事件的發生。

那么，此類極端事件發生后，我們到底應該有哪些心理共識呢？作為一名心理咨詢師這是我的一些建議，供大家參考：

極端化事件，是很難預測的，跟你做什么、不做什么關聯不大。為什么說指責受害者有哪里做得不夠到位，或者認為是受害者言行有所疏失才導致事情極端化這類觀點是不妥的？

以蔡天鳳事件舉例，即便她真的“扶貧”，真的“戀愛腦”，真的碰到一個居心叵測的人，那么他大概率不會作出這種事情。因為在現代社會，特別是發達的香港社會，把一個社會名流隨意弄消失不見，而自己作為最后見到他的人，能夠在這種情況下不被警方懷疑嗎？更不要說，自己的這套妄想，還能獲得全家人的支持。

這是完全超出一個正常人，即便是個正?！皦娜恕彼季S的事。再以杭州女醫生舉例，即便這位女醫生真的有情感上對不起前任，那么一個正常點的前任，大概也止步于讓這位女醫生如何身敗名裂，讓她很難在醫院、社會上立足，而不是選擇雙雙殞命。這也是完全超出一個正常受到傷害的人思維的事。這類極端事件的特性是：

事情之所以會發生，主要的原因是作出這一行為的當事人陷入了自己的怪異思維之中，他們以為自己的這套邏輯、方法是能夠成立的，也有足夠的“理由”，于是，便作出了。

雖然他們大概率會說出很多對方的不是，試圖佐證自己行為的合理性，但實際上，對方做過或沒做過什么，真和結果沒多大關系。

舉例說來，即便蔡天鳳不“扶貧”，真要對她下手的人，也能找出在自己看來十足的理由對付她，比如為什么不“扶貧”。

極端化事件，我們首先要達成的共識是，主要要討論的不應是受害者怎么樣，而是加害者怎么了，是他的心理出了什么問題，因為責任都在他的身上。

極端化事件的加害者，當然希望把責任歸于受害者。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社會大眾對受害者的關注、批評、指責，實際上正契合這些事件加害者的“心意”。

從心理學角度，這些人都是什么人？

我們一般認為，這些人具有一定的反社會性。

當然，并不是說兇手、罪犯，就是反社會的，但是根據兇殺案數據分析：兇殺類型越是暴力、極端、聳人聽聞，反社會性和兇手的關系就越是緊密。從反社會特質角度，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人內心往往是這樣想的：

蔡天鳳前夫一家

這些人對自己做的事情，會感到自己有力量，是沾沾自喜的，而不是對自己造成的傷害感到悔恨。

他們缺乏共情能力，也就是說，他們并不考慮別人的感受，反而是自戀的，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也有很強的攻擊性。

他們更熱衷于操縱他人、欺騙他人，自吹自擂、口是心非，因此，他們說得話，對不少不明真相的人來說，反而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你看，這個人多自信，多堅信啊！

這會是假的嗎？假的會這么堅定嗎？

他們從不認為自己有問題，自己的生活不幸全是因為別人。因此，如果你也相信是受害者的問題，導致他們做了某件極端的事情，那么你實際上是被這些人成功“洗腦”了。

他們操縱、欺騙他人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因此，面對極端化事件，我們第二條要達成的共識就是，警惕他們極強的操縱、欺騙和“洗腦”能力，可以用“自我決定”的視角來回應他們的指責：

別人對你做什么，是一回事，你怎么回應，是另一回事，這件事是你自己可以選擇的，現在是你自己選擇了做XXX，這就是你的問題。

極端化事件很難預測，但是我們可以從源頭減少此類事情發生的比例。

當然，這些人不會讓自己遇到的每一個人都變成受害者。受害者在一定程度上，實際上是代替我們所有人去承受那份痛苦。這也是我一直強調，不要去“檢討”受害者的深層原因。我們很難控制這件事的發生，如果這樣的反社會人格想走極端，大概率他們是可以做到一些極端的事情。不要以為你真的被選定為“獵物”的時候，你會成為“例外”，能做得好多少。防不勝防。

很多人之所以總是要從受害者一端找原因，大概也是出于一種不甘心的心理：為什么自己就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任由這些人做出此類聳人聽聞的事情呢？這樣的結論，確實是令人沮喪的。但是，我也想指出，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社會真的只能聽之任之：我們可以從源頭出發。是什么樣的原因，導致這些人變得如此極端？一般認為，這些具有反社會性的人，大概有以下兩種原因：

一是基因。2018年，心理學家通過雙生子、收養研究，發現遺傳因素在反社會人格的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當然，這不是說有這種基因就一定會發展成反社會，只是說如果有這種基因，那么再疊加一些后天要素，變成反社會的概率會大大加大。二是早年創傷。一般來說，這些人的童年遭遇過嚴重的虐待，包括身體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視等。兩種因素疊加之下，反社會特質就比較容易誘發。因此，這就給了我們從源頭去減少這類令人恐怖的事件發生的可能?；虻牟糠郑覀儚膫惱斫嵌龋茈y做什么，畢竟誰都沒辦法說基因不好，就一定會怎樣，但是后天我們是可以做點什么的。如果我們的社會，對兒童的心理問題，特別是兒童在家庭的心理遭遇更多關心，對那些不負責任的養育方式及時作出糾正，對早年遭遇創傷的兒童及時進行救助和治療，那么他們長大之后變成反社會特質的可能性就會減弱很多。另外，反社會特質的人，操縱能力是很強的，他們身邊的人，特別是家屬，不一定是反社會，但是很容易被他們指揮。比如，蔡天鳳事件中，一家人，包括主導者的情婦，都對其言聽計從，這就是很典型的反社會特質者操縱身邊人的例子。

如果我們可以多做一點什么，幫助他們的身邊人，能夠擺脫他們的“控制”，也能減弱反社會者的施害。因此，我們要達成的第三點共識是：盡早完善全社會心理創傷的救助系統，讓受到傷害和被控制的群體，能夠獲得社會的關愛和保護，這些投入不僅有益當事人，也是有益全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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