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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高校心理從業人員觀察，似乎名牌大學的學生更容易患上抑郁癥。

這令很多人不解。雖說各高校擴招多年，考上大學本科已不是稀罕事。但在大眾眼里，能入讀國內名校、尤其是“北清復交”等第一梯隊高等院校的學生，仍然是萬里挑一的“天之驕子”。他們為什么反而容易患上抑郁癥？

最近，一篇文章講述了中國人民大學里部分抑郁癥學生的患病經歷、心路歷程，并借此對名校學生容易出現精神心理問題的現象進行了解讀。

這篇文章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所寫，雖文筆相對稚嫩，但對抑郁癥學生的采訪非常詳細，還原了多位抑郁癥學生的成長經歷和心理沖突。

不過，文中有兩個觀點卻有很大的問題。

01

第一個是文中提及的“處于社會焦慮、壓力鏈條最底端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出問題是全社會合謀的結果”，提出“空心病”的北大教授徐凱文也曾表達過類似觀點，不知道該文章作者是否受到了相關影響。

但這個觀點不妥，至少這個表達方式是有問題的。精神心理障礙的形成背后固然有多方面的心理社會因素，比如來自原生家庭的、學校的、社會的、互聯網的。但將此歸結為“全社會的合謀”，尤其是“合謀”這一詞，實在不恰當。

“合謀”，往往指多人、多方有意識、有目的地策劃，而且指的是不正當的奸詐陰險之事。這種表達方式，很容易讓患者以為這是父母、老師以及全社會的惡意所為。

他們患病后，本來就比較敏感、多疑、自卑，與父母和其他人的人際關系也不理想。如果再讓他們有這樣的誤解，恐怕會令他們徒增憤怒和絕望。

不但不利于康復，還很有可能加重病情，令他們發展出偏執型人格障礙、甚至反社會型人格障礙。

而且這種解讀本來就是偏頗的。一來，狹義上的社會因素（即除了家庭、學校之外的環境）并不是精神心理障礙的主要根源；

二來，就算這里說的“全社會”指的是廣義上的社會（包括了家庭、學校等的所有環境），精神心理障礙的出現也不是各方有意而為之，更談不上合謀。

三來，從整體上看，國內社會飛速發展是利大于弊的。非常優質的、頂尖的高校資源確實仍稀缺，但反而是經濟和互聯網的高速發展，給更多人提供了獲取知識、實現價值、積累財富、實現階層躍升的機會！

在經濟較落后的印度，精神心理障礙的罹患率比絕大部分國家都低，而且低不少。可難道這完全是值得慶賀的事嗎？看得懂真相的人就知道根本不是。

有學者認為，印度精神心理障礙的罹患率低主要與該國的宗教信仰有關。大部分印度人通過宗教信仰將所受的挫折和苦難合理化、平常化，安于命運，缺乏抗爭、進取意識。

在某種程度上，這間接令印度成為世界上階層固化和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目前，它還是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所以，一個國家國民的精神心理障礙當然會受到社會文化、經濟和制度的影響，但說這是全社會的“合謀”，這是無論如何都不能認同的。

第二個觀點來自于文中出現的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主任胡鄧。他說：“抵抗抑郁癥最好的方法是對世界充滿好奇”。

他還在課堂上分享自己的“背包客”經歷，邀請形形色色的嘉賓分享旅行經歷，希望喚醒抑郁癥患者對世界的好奇心。

應該說，對于一般的學生，或者有普通心理問題的學生來說，這可能是有效的。這種方式可以拓寬學生們的眼界，激發他們對生活圈子之外的事物產生興趣，加強他們對生活的熱情。

可對于抑郁癥患者來說，尤其是中度到重度抑郁癥患者，他們遭受過大量的疊加性心理創傷。在創傷并未修復之前，他們極力自我貶低，對世界充滿負性理解，甚至認為“人生沒有意義”“世界都是虛無”。

在這種情況下，要讓他們保持對世界的好奇心是不太實際的。即使他們聽到新奇的旅游故事，往往也只會覺得這與自己毫無關系，又或者在對比中更加自卑、自責、自我否定。

還有些大學生患者其實是典型的雙相障礙，他們處于輕躁狂或躁狂發作時，心境高漲、自高自大、思維活躍而充滿精力。這時他們確實能對世界保持好奇心，甚至雄心壯志，想干一些驚天動地的大事。

但這種心態往往容易偏離現實，在落實的過程中屢屢受挫，患者出現極大的心理落差，再次認為自己一無是處，出現抑郁發作。

換言之，讓抑郁癥患者找回對世界的好奇心不是康復手段，而是患者明顯康復后的結果。只有患者的疊加性心理創傷、病理性正性情緒體驗能逐步得到修復，情緒越來越平穩，認知越來越理性、積極，他們才能重新找回對世界和生活的希望。

從這個角度看，胡鄧主任所掌握的可能仍是傳統的心理學理論和技巧，只看到疾病表面的癥狀和特點，對疾病的理解仍停留在外顯記憶層面。

事實上，胡鄧主任也意識到分享旅游故事這種方法遠不能解決問題，只能令有精神心理問題的學生短暫逃離現實，獲得片刻的放松。

所以，希望大家面對抑郁癥患者時千萬不要用類似的語言和觀念去引導他們，不要說“你們就是失去了對世界的好奇心”；更不要隨意給他們分享自以為有趣、快樂的旅游故事。

通常，這不但無補于事，還可能對患者造成二次傷害。

02

既然越來越多青少年、學生罹患精神心理障礙不是“全社會的合謀”，那它到底從何而來？為什么會與飛速發展的社會有數據上的關聯？

而且，回到本文的主題，為什么橫向對比發現，名牌大學的學生似乎更容易罹患抑郁癥？為什么那么多成績優異的學生找不到人生的意義？

基于我們多年的多學科診療模式（MDT），尤其是結合大量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記憶修復的實踐來看，主要根源是患者的父母、老師們未能意識到時代的變遷、未能掌握科學的精神心理學知識，在無意之中對青少年、學生們造成了病理性記憶。

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渴望后代通過知識改變命運，實現階層的躍升，享受更加優越的生活，這種初衷并沒有錯。而且，如今國內的社會階層并未完全固化，這確實是可行的方式之一。

但是，大部分有此好意的父母，包括學校的老師，卻不懂得科學的教育方法，忽略滿足孩子的情感和心理訴求。

他們傾向于通過粗暴、嚴厲的方式給孩子施壓，盲目“雞娃”。孩子的生活里幾乎只有學習，雖然可能成績優異，但其內心長期壓抑，并未感受到真正的自信。

在這個過程中，孩子會形成大量的疊加性心理創傷，而且有很多因時間推移，儲存于他們的內隱記憶層面。日后他們往往想不起來，對此也沒有意識。這是患病的主要根源。

文中的患者林枳說自己反復做同一個夢——她和初中、高中、大學的同學們分別站在不同的屋子里等待“宣判”：如果房子里的燈滅掉，就不能再活下去。

這種反復出現的夢境，就是心理創傷的表現方式之一。我們曾接診過的抑郁癥患者劉可，她也經常出現相同的夢境：她的爸媽讓她做一些其極不情愿的事，夢中的她非常壓抑，及時醒來后，心里還堵得難受。

還有，從小學習成績優異的學生很容易受到外界過度的夸獎，并形成病理性的正性情緒體驗。

考上北清復交等名校的學生，從小表現突出高，身邊的大人多會對其夸贊，也得到過不少來自于同齡人的羨慕、甚至妒忌。

很多人以為這種環境有助于孩子形成自信，其實不然。當優秀的成績、表現是他們獲得過度夸獎的主要來源、甚至是唯一來源時，這些孩子會不斷自我施壓。

他們很可能認為自己確實如同別人說的那樣，“你真聰明，將來一定非常有出息，當大官，當科學家，光宗耀祖”。這種不理性的認知容易形成自負心理，而不是真正的自信，反而更像是虛榮心和好面子。有的孩子還形成了追求完美的強迫型人格，要求自己必須保持完美“人設”。

他們被夸獎時非常開心、興奮，對繼續維持優異的學習成績充滿了動力。可一旦他們進入了競爭更加激烈、標準更加多元化的環境，失去了光環，失去了過度夸獎帶來的開心愉悅感，他們很容易無所適從。

比如從初中升上重點高中，從高中考入名牌大學后，身邊同學高手如云，個個素質超群，性格也開朗、自信。這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心理沖擊，對一直持有的“只要成績好就意味著成功、意味著優秀”的價值觀產生嚴重懷疑。

當他們出現抑郁發作到精神科就診時，如果醫生了解到他們曾有過雄心壯志、斗志躊躇、認為自己無所不能的心態，也就很容易將其診斷為雙相障礙。

從這個角度看，為什么名校學生比其他同齡人更容易出現精神心理問題？是因為他們遭受的疊加性心理創傷和病理性正性情緒體驗都比同齡人多。

說得通俗一些，他們從小到大承受的心理壓力更劇烈，他們對自己的期許也更高。而又因為是數字星球的“原住民“，他們接觸的信息面廣，不容易接受來自于外界的建議，有一定的自以為是的偏執型人格特征。

這樣的孩子更加需要科學的、有智慧的引導，形成積極的人生觀，爭取成為國家的棟梁。但偏偏他們缺乏這樣的良師益友。而這個角色的最理想擔當者，本應是他們的父母。

因此，如果想緩解越來越多青少年、學生罹患精神心理障礙的社會問題，除了從社會文化和制度上去考慮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令父母們覺醒。父母自身樹立積極的三觀，學習科學的精神心理知識，深入理解到數字星球時代孩子的心理特點，才有可能培養出真正的天之驕子！有智慧的父母才能培養出有智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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