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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被看見，沒有存在感，如何緩解？”

“這個病很特別，看不見，不能說，病恥感長期困擾，更加壓抑。”

“我是一名大二學生，半個月前剛被診斷為中度抑郁，從一個患者的角度，我有很多想說的……”

這是央視紀錄片《我們如何對抗抑郁》完結當晚的微信公眾號留言互動現場。推送發布后不到兩小時，后臺便涌入3萬條留言，紀錄片團隊、醫學專家聯合央視新聞團隊一起，深夜給出100條一對一回復。

作為參與互動的專業醫生，北京安定醫院抑郁癥治療中心主治醫師王鵬飛感到既觸動，又沉重。“越來越多的人能大膽地、開誠布公地講出自身真實感受，開始認識和關注抑郁癥。但節目之外，面臨類似困境的人群讓人憂慮，而且公眾的認知度還遠遠不夠。”

這部紀錄片的推出實屬不易。項目在2019年11月已經啟動，后因疫情一度陷入停滯，拍攝計劃也一再變更，僅前期調研、尋找合適拍攝對象就付出了大量時間。讓總導演史慧一步步堅持走下來的，是片中的人和事所觸及的現實問題，她說：“勇敢走入紀錄片鏡頭里的每一位朋友，都讓我感動。”

在當下，“抑郁癥”早已不是一個陌生的話題。今年9月，由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黃悅勤教授領銜、發表于《柳葉刀》的《中國抑郁障礙患病率及衛生服務利用的流行病學現況研究》顯示，我國成人抑郁障礙終身患病率為6.8％。據今年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18至34歲青年是成人中最焦慮群體，年輕人的心理健康逐漸成為其成長路上不可忽視的部分。

當抑郁癥群體從陰影中逐漸走到臺前，年輕人的心理健康問題也值得我們深思：快節奏的生活中，年輕人都有著怎樣的抑郁風險？面對抑郁陰霾，年輕人會如何對待？學習與生活的高壓之下，我們如何才能更好地生活，更好地做自己？

努力生活的年輕人，怎么就抑郁了？

95后女孩小魚最初覺得，自己“倒下”得莫名其妙。她從2019年11月開始持續心情低落，睡眠也不好。身為中學教師的她一直以為是自己太累了，放假休息一陣兒就會好起來，但寒假過去，狀態卻沒有任何好轉。

直到偶然間接受了精神心理科檢查和測試，小魚被診斷出中度抑郁和中度狂躁。那一刻，小魚無法接受這個結果：“怎么會這樣啊！我每天不是都很樂觀積極嗎？難道這也是抑郁的表現？”

這樣的例子并不少見，很多努力生活著的年輕人，正在遭受抑郁癥的困擾。在紀錄片《我們如何對抗抑郁》中，從家鄉考入北京讀大學的蘇麒一直是媽媽的驕傲，卻在初上大二時因為抑郁癥而住院。從高中的拼搏狀態進入看似寬松、實則有隱性壓力的大學校園，蘇麒覺得自己一下子空了，“非常紊亂，整個人越來越不對勁”。但醫生也無法判斷導致蘇麒抑郁的真正原因，在醫學觀察中，有些抑郁癥沒有明確誘因，也有可能暴發。

“抑郁癥的發病機制很復雜，涉及遺傳、生化因素、神經內分泌、神經免疫、心理社會因素等多個部分。”王鵬飛說，現在公認的是“生物-心理-社會因素”共同導致，生物學因素和社會心理因素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但孰輕孰重因人而異。

小魚屬于“陽光型（微笑型）抑郁癥”，醫生診斷后對她說，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器質性病變，“腦子里不分泌胺類物質，胺類物質是影響人情緒的，比如多巴胺讓人快樂”。

安定醫院臨床心理中心14病區主任劉競說，除了生物學因素，抑郁癥也與年輕人在各個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心理、社會因素密切相關。青少年時期，學習壓力與原生家庭、父母養育模式、親子關系對孩子會產生很大影響，當父母將自己的期待和控制有意或無意地施加在孩子身上時，容易使孩子處于低自尊、不穩定的自我評價之中，產生焦慮、抑郁、內疚、自責、匱乏感。

對于身處職場的年輕人，工作壓力也是影響因素之一。“很多人的工作都具有高強度、高負荷特征，像IT行業程序員“搬磚”的壓力很大。”劉競說，曾有個來訪者告訴她，自己每天早上9點上班，有時候晚上開會到后半夜，第二天依舊要9點工作。“個人時間都被工作淹沒了。當周圍人都比你優秀或拼命，你又會想是不是要去追趕。”

除此之外，與父母的溝通、戀愛親密關系、人際交往等問題也在無形之中給年輕人套上心理枷鎖，難以自我消化。

“人類本應該是human being（存在的人），但我們很多時候把自己變成了human doing（做事的人）。”劉競發現，在工作和生活節奏越來越快的當今社會，很多年輕人的生活不再只是“存在”的狀態，而需要通過不斷努力學習、努力工作來證明自己的能力、獲得別人的認可，于是不斷push自己“再努力一些，再好一些”，但是總是感覺還不夠好。他們在內心可能無法真正享受生活，而是反復琢磨如何能獲取別人和社會的認可，證明自己是有價值、有能力的。

996、在大城市工作漂泊、買房、結婚生子……王鵬飛認為，對于當代年輕人而言,任何一個社會環境因素，都可能成為誘發疾病的“導火索”，尤其是當個體對某個方面尤為敏感，且這種壓力或應激又持續存在時。“因此，客觀并理性地看待差距、應對挫折和壓力，學點心理健康知識，學會尋求支持和幫助，是非常重要的保護性因素。”

年輕人怎樣面對抑郁

就職于私企的90后女孩安安，抑郁癥病史已有10年。長時間與疾病共處，讓抑郁癥成為安安生活中的重要主題。在公眾社交平臺上，安安不介意把自己的病情和感受與生活的瑣碎夾在一起分享出去：“生病后發現，抑郁癥很多時候都是憋出來的，就是因為遮遮掩掩，情緒才會在一個人心里面發酵。實際上，我非常渴望被理解。”對于安安來說，抑郁癥就像是手里拿著小教鞭的教練，督促她思考最近有沒有善待自己。

面對疾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課題，大家都在黑暗中努力自救，尋找與抑郁癥相處的模式。在紀錄片《我們如何對抗抑郁》中，高中女孩鐘華將自己的抑郁癥變成社會實踐課題，尋找各種方式認識、學習這一疾病。而對作家蔓玫而言，她和抑郁癥的相處更接近于“共生”，并從抑郁的情緒中獲得創作的靈感。曾經歷過兩次抑郁的青年攝影師張楠，邀請很多抑郁癥患者參與拍攝，彼此凝視，相互治愈，并通過展覽的形式，讓抑郁癥女性群體為更多人了解認識。

總導演史慧感慨：“這一人群真的走到鏡頭前講述自己的狀況，非常不容易，更何況當下社會對抑郁癥的認識不夠。”曾執導過紀錄片《高考》的史巖，是《我們如何對抗抑郁》的總制片人。他覺得，紀錄片并非硬科普，或許無法直接給出現實問題的答案，但希望通過抑郁癥人群的經歷和所感所想，引發更多人的關注。

“年輕人更勇敢。”在拍攝紀錄片過程中，史慧發現，相比于其他抑郁癥群體，年輕人善于搜索信息，能夠主動學習疾病的相關知識，也更勇敢地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路徑。“他們愿意公開表達和分享，幫助社會來理解抑郁癥。”

在接診過程中，王鵬飛較欣慰的一點是，越來越多年輕人在生活、工作、婚姻、家庭中遇到挫折和困難而出現情緒問題時，會去精神專科醫院尋求專業幫助，并在醫生給出診斷結論時能夠坦然接受，積極治療。“甚至也有人主動來醫院篩查自己有無精神科問題，大家對精神科不那么避諱了。”

但與此同時，病恥感依舊是個繞不開的話題。小魚形容，自己在確診之后有很長時間不敢和家人說，很害怕被否定。安安的媽媽也委婉地提醒安安，不要在社交平臺發自己的病情，“這對你影響不好”。安安認為：“我只是生病了，這并不是我的錯，為什么不能說？”

有時，相對于年輕人，對于抑郁癥的焦慮感在家長身上也存在。在紀錄片拍攝過程中，史慧發現，年輕人自己愿意分享，但父母不愿意，他們往往顧慮重重。“對于這種顧慮和擔心，我們一定要尊重，并充分理解，給出一些幫助。”

史慧說，有的父母在孩子生病后，自己也陷入抑郁狀態，形成惡性循環。“盡管“雞娃”等教育方式會給孩子帶來焦慮情緒，但抑郁癥誘因很復雜，不能把疾病成因單一化。”廣州醫科大學教授周亮則指出，很多父母不愿意接受和承認孩子有抑郁癥，但孩子有抑郁癥并不是一件丟人的事情，不代表前途無望，也不等于父母的失敗。“生病就是生病，不要有病恥感，應當積極尋求醫生的幫助。”

“借醫生的話共勉：對自我的寬容與關懷才真正適用于人生的各個階段。”史慧在留言里回復讀者，“每個人都會遭遇不同環境的壓力與挑戰，要認識自己的情緒，也接受一個事實：身體會受傷，精神也會。每個人都可能被精神疾病襲擊，但它終歸是一個病，一個在專業指導下可以治愈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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