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性罪犯的罪惡之源
01、楊新海（1968年7月~2004年2月），高中肄業，高三時離家出走之后，曾先后到過山西、河北等地，在一些煤礦、建筑隊上打工，期間因盜竊、強奸被2次勞教，1次判刑。
從2000年9月起直至2003年8月，楊新海曾橫跨皖豫魯冀4省，瘋狂作案26起，殺死67人，傷10人，強奸23人，于2004年2月14日上午被執行死刑。
02、靳如超 (1960年12月—2001年4月)，1976年在石家莊棉紡三廠五七勞動公司參加工作，1977年到棉三準備車間當工人。1988年因強奸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1997年8月19日被減刑釋放。
2001年3月16日凌晨，制造了震驚海內外的石家莊市3.16特大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傷。
03、黃勇（1974年11月—2003年12月），男，河南省平輿縣人。2001年，黃勇將軋面條機機架改裝成殺人機械，取名為“智能木馬”。
2001年9月至2003年11月，黃勇先后從網吧、錄像廳、游戲廳等娛樂場所，以資助上學、提高學習成績、外出游玩和介紹工作為誘餌將青少年騙到自己家中，以要想實現自己的愿望，必須經過“智能木馬”測試為由將青少年綁在木馬上，或先把他們用酒灌醉，然后用布條勒死。至案發時，黃勇總計殺死無辜青少年17人，輕傷1人。
回顧這些血淋淋的案件，有一個問題縈繞不去：這些兇手為什么要這么做？這樣的人能被“理解”嗎？如果去回溯他們的成長軌跡，是否能發現什么共同的地方？如果不幸遇到了這樣的惡魔，怎么做才能逃脫？
如果能搞清楚這些問題，可以幫助我們減少惡性犯罪，兇案發生后也能更快的鎖定兇手。
研究這些問題的科學叫做犯罪心理學，目前國內研究犯罪心理學第一人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李玫瑾。
一、從小未被善待是罪行的惡之花
楊新海從小性格內向，不愛說話，喜歡畫畫。村民對他的評價是，勤快，是個好孩子，老實得很。
因為學習勤奮，楊新海成為家中唯一能夠讀上高中的人。但父母對他很冷漠，也無錢供他上學，他因此經常和父親吵架。
其他同學可以從家里帶糧食來換飯票吃飯，但楊新海卻常常煮野菜或是自己燒飯吃，這讓他心里形成了極大的自卑感。
讀到高三時，楊新海實在沒吃的就捎信回家，但父親四天后才背著兩袋小麥趕到，這時楊新海已經輟學幾天了。
楊新海輟學的原因是想外出闖蕩，靠自己的雙手過上好日子，此時楊新海才十六七歲。但過上好日子的理想卻在現實中處處遇挫，他在打工中多次遭遇干了活拿不到工資的情況。
最后一次，他在一家餐館打工時被拖欠工資，楊一氣之下偷拿了餐館里的一個鋁盆。這是他最后一份正經工作，也是他第一次偷盜，他發現錢財也可以來得很容易。
黃勇是家里老幺，在他上面還有兩個哥哥。他的出生使得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父母覺得他礙事，從小就對他很冷漠，他覺得自己在這個家庭里是個多余的人，時常感到孤獨。
黃勇自稱“小時候比較乖”，學習成績很差，在小學留過3次級，性格內向。10歲起他就非常喜歡看錄像，尤其是喜歡看那些偵破、暗殺的片子。他說，在他記憶里最深的是一部名叫“自由殺手”的片子，他最崇拜的就是劇中的殺手，并在他的心里深深地刻下了“殺手形象”。
李玫瑾曾形容黃勇：孤獨與冷漠造就其心理內向；生活乏味與挫折加強其內心的渴望與想象；影視中的英雄暴力行為喚醒其“夢想”；良好智力與獨居成就了黃勇的“殺人想象”。
靳如超9歲時，因為生病其聽力出現了障礙。當時他的綽號為“靳聾子”，渾身又臭又臟，同學都不愿搭理他，靳如超也從來不搭理其他人。
由于家境困難，靳如超只讀到了初中就輟學了。因為自己的耳朵不好使，又沒有其他的朋友，靳如超只能借助于日記和自己交流。
靳如超曾經寫下了長達幾十萬字的日記，在這些日記里，靳如超表達了自己的自卑和猜忌，也表達了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憎惡和偏見，直到最后下定決心去報復這個社會。
據靳如超的妹妹交代，靳如超從小脾氣就特別暴躁，動不動就摔東西和打人。
作為親生妹妹，她同樣十分害怕自己的哥哥。靳如超不喜歡吃餃子，有一次家里包了一點餃子，靳如超回家看到之后就將桌子給掀翻了。
總體來看，這三個人的童年生活都比較凄涼，物質條件貧瘠，生活困難。相比于物質匱乏，更讓他們難受的還是缺乏家人情感上的關懷，被自己的家庭邊緣化，使他們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人。
他們在童年時就顯現出不良的人際關系以及行為障礙。楊新海和靳如超很早就離家出走，不再上學，進入一種非常規的社會化環境。
為了生存，他們往往經歷流浪、乞討、漂泊、拾荒、小偷小摸等方式，被人歧視，飽受人間的蔑視與冷漠。
在這種方式中，他們經常被人打，然后學會打人，學會“對人要狠”的人生態度。隨著年齡增長，他們“狠”的行為方式也會升級，成年后就會受到刑事處罰。
可惜的是，由于錯過了人生教育的關鍵期，他們社會化的缺陷終身難以彌補，在遭受刑事處罰后，他們無法融入這個社會，仍會重新作案。于是，再受處罰、出來之后再次犯罪。。。
在這個循環的過程中，他們逐漸熟練掌握犯罪技能，形成犯罪觀念，同時還形成罪犯特有的興趣、嗜好、習慣、態度、觀念、以及情感反應。
這一過程歷經十年左右，其犯罪心理逐漸趨于穩定，這時他們的犯罪人格就已經形成了。
楊新海對家庭生活的情感反應十分異常，其動輒殺人全家，對生命毫不留情的情感特點，只有在長時間脫離正常家庭和親人生活的背景下才能形成。
二、善待他人可以救自己的命
黃勇在他自制的“智能木馬”殺了17個人，唯獨放走了一個少年，也正是這個少年報案，才終結了他的惡行。
這個少年是怎么做的呢？黃勇折磨他時，他一直在哭求說：“你別殺我，我是獨生子，我有爸爸媽媽，我還有個殘疾的大伯，你要是殺了我，他們以后怎么辦呀？你也有媽媽，你如果就這么沒了，你媽媽回來找不到你，她會怎么樣啊？”
結果說的黃勇大哭，邊哭邊說：“我媽才不管我死活，我在與不在，他們都不管我。”
少年聽到就說：“如果這樣的話，那你要是不嫌棄，等你老了，你把我認作干兒子，我陪你，我把你接過來，為你養老。”
黃勇最后把他放了，這個少年的本性，他的善良，救了他的命。
負面情緒驅動犯罪，要拯救自己，就要想辦法從情感層面打動罪犯。
而傷害到一個人的脆弱情感時，可能把一個潛在的危險分子催化成罪犯。
馬加爵2004年在云南大學宿舍連殺四人，引發了轟動全國的“馬加爵事件”。
被殺的4人都是他的同學。案發前幾天，馬加爵和邵瑞杰等幾個同學在打牌時，邵瑞杰懷疑馬加爵出牌作弊，兩人發生了爭執。其間，邵瑞杰說：“沒想到連打牌你都玩假，你為人太差了，難怪龔博過生日都不請你。”
這樣的話從邵瑞杰口中說出來，深深地傷害到了馬加爵。
隨著爭吵的升級，邵瑞杰進一步透露了一個秘密：馬加爵在外面找小姐。馬加爵的自尊心本就脆弱，羞恥心又特別強烈，邵瑞杰把這件事捅了出來，直接擊破了馬加爵的心理底線，他當時就有了殺人滅口的心思。
所以他后面把在場的4個人全部殺了，主要就是為了滅口。
我自己親身經歷過兩件事，都比較危險。當時已經站到了被暴力傷害的十字路口，還好我成功避開了。
一件是在一個下大雨的夜里，我到我表弟家去，為第二天的馬拉松比賽做準備，因為他家離比賽起點比較近。
從地鐵口出來，雨很大，我就上了一輛三輪，給師傅說了一個地址，談好了一個價錢。
這個師傅一幅很不耐煩的神情，兇得很。雨夜能見度也不好，我看不清他的臉。上車后，我覺得不保險，跟他確認了一下地址，說是某某小區西門哦。
他一聽就急了，“啥子西門？不是東門嗎？西門那么遠，你豁我哦，6塊錢不走西門。”
我感覺當時他的那種急躁要溢出來了，而且他說話聲音特別大，三輪又開得很快，呼啦啦的往前沖。
他還有一種被欺騙的委屈感，雖然我覺得我沒有騙他，但這個時候澄清只會導致爭吵。我的恐懼感浮了上來，我覺得這個師傅就像一頭野獸，此時他已經被激怒了。
我給他說：“去西門，錢沒關系，你平常到西門收多少錢我就給多少錢。”
他沉默了一下沒說話，下車后收了我8元錢。
還有一次也是坐車。
那是晚上22點過，我坐動車到綿陽火車站，然后要從火車站到下面一個縣城里去，那個時候公共交通都停運了，我提前通過一個非合規運營的平臺聯系了一個黑車。
這個平臺相對可靠，有自己的收費標準，她告訴我收費80。不巧的是，動車晚點了20分鐘，我盡早把這個情況告訴了黑車司機，本意是讓他合理安排時間，避免久等，司機一聽不高興了，告訴我到達時間太晚，要加錢。
我清楚這個司機估計想多騙錢了，我說我愿意按規矩給錢，只是你們的收費規矩是怎么樣的呢？麻煩你告訴我一下。
司機開始編故事，從早上幾點到幾點收多少錢開始講起，然后一直編到晚上22點后收多少錢。中間我還打斷過他一次，請他直接告訴我22點后收多少錢就可以了，但他不，一定要從早上開始。
好嘛，這是怕打斷以后邏輯接不上嗎？
掛完電話，我直接打給平臺，告訴她司機要漲價。平臺堅定的告訴我只給80。平臺在管理這些司機，司機亂收費是要處罰他們的。
我把跟平臺溝通的結果告訴了司機，司機說了一句“那你喊平臺換個車”，就掛了電話。
再次跟平臺溝通，平臺告訴我沒有其他車，就這個車。
過一會司機打來電話，看起來是被平臺訓了，他問我在哪里接我。
我感覺到司機非常憤怒，又有一些被我識破騙局的羞愧，我覺得當務之急是安撫他的情緒，畢竟我已經維護了我的權益。
我告訴他：“我只想維護我的正當權益。錢我不會少給，也不會多給，按平臺規矩給。出門在外都不容易，讓我們愉快的把這趟行程走完。”
事后還是很驚險。這個司機全程開車一言不發，放著很大聲音的迪廳音樂，限速80的路上開到120，我在后排都嚇得系緊了安全帶。
我不太敢制止他開這么快，擔心進一步激怒他。只能目不轉睛盯著路況，希望時間早點過去。
還好有驚無險，最后順利到達目的地。
具有犯罪人格的人社會化適應不好，謀生技能少，因此在技術含量低的崗位上相對較多。而司機是一個需要大量接觸乘客的職業，所以我兩次遇到比較危險的情況都跟司機相關。
三、生而不養是導致犯罪人格的最主要因素
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是人的問題。
人的問題，絕大部分是早年的問題。
人性是養出來的。人和哺乳動物都有自然情感，那種天生的依戀。狗狗就是這樣，只要你養它，它就不咬你，它咬別人。
人出生時啥都干不了，吃喝拉撒睡都需要人幫忙。在被照顧的過程中，人逐漸形成了親社會性的人格和人性，形成了情感，形成了對養育者的依戀。
這個過程需要一個穩定的養育者，還要有身體上的接觸。如果你只是把孩子放在床上，把奶瓶往他嘴里一塞，孩子身體上能長大，但跟人絕對不親。
缺乏照顧和情感撫慰，導致孩子的情感發育不健全，長大了沖動性強，控制力弱，認知能力差，做事易走極端，觸犯法律。
惡性罪犯有一個特點，他們很多人有強烈的性欲，為了性欲可以找小姐，可以殺人奸尸，但他們沒有跟人身體的親密感。
他們只是把人當成滿足性欲的物品，所以他們不在乎人活著沒有，甚至死了更好，這樣不用擔心被害者報案。他們只射精，不做愛。
人格的發展有自己的規律，6歲之前是人格發展的黃金期。過了這個時期，再想去彌補就很困難。
時代變遷，現代父母陪伴孩子的時間比起以前大大減少了。現在精神疾病和變態增多，和孩子的成長環境被破壞也有很大關系。
生育孩子很重要，養育孩子更重要。如果確實有父母沒有條件養育孩子，我們的社會應把責任接過來。
養育孩子當然要花錢。但與其等到沒被好好養育的孩子長大后犯罪，我們在破案、抓捕、送監獄、維持監獄這一系列事情上花錢，不如把社會福利體系建立好，及時剝奪不合格父母的監護資格，保證每個孩子都有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
醫療屆有個著名的說法：在體檢上投入1塊錢，治療上就省了1000塊。
這句話放到兒童福利機構的建立上也是適用的。從源頭上減少犯罪，利國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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